360创始人周鸿祎23日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中美在AI上的差距主要在于“确定技术方向”上，一旦方向确定，中国的优势是学习能力很快，中美在AI上的差距应该能在一两年内追上。周鸿祎同时表示，2024年或将成为中国在AI领域的“应用之年”，相信今年大模型将在许多企业的垂直领域大有可为，“中国现在要做出一个超过GPT4的通用大模型可能比较难，但在一些垂直领域超过GPT4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”
2月15日，人工智能ChatGPT母公司OpenAI公布了一种新的人工智能系统Sora，该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文本提示创建逼真的视频，引发全球关注与讨论。360创始人周鸿祎16日发文说，OpenAI手里应该还藏着一些“秘密武器”，这样看来中国跟美国的AI还存在一些差距。他同时表示，科技竞争最终比拼的是人才密度和行业积累。AI不一定那么快颠覆所有行业，但它能激发更多人的创作力。
“我一直坚持这么说，看到差距才知道怎么迎头赶上。承认差距不是坏事，认为我们所有都遥遥领先了，那就（不行了）。周鸿祎23日在对《环球时报》进一步阐述称，自己认为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上的差距主要在“确定技术方向”上。
“谁选择到了正确的方向，正确的架构，全世界都会跟着这个架构。”他解释称，“比如，日本人当时做电动车，选的是氢架构，丰田走的是混动架构，而特斯拉走的是纯电池架构。我们实际上是坚定追随特斯拉的架构，比亚迪率先学习，再通过不断发展，现在比亚迪在销量上是有机会超越特斯拉的。”
“通过这些例子，我是想说明，一旦技术方向确定了，中国公司的学习能力都很快。尤其当同行发布开源的东西、公开的论文后，中国团队去跟进，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。”他表示。
周鸿祎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，他对目前中美在AI上的差距并不悲观，毕竟Transformer模型、Sora等本质上都是软件，这种差距是可以在一到两年左右追上的。此外，也不需要非得等到全面赶上GPT4或Sora才能发展应用。
在谈及Sora对世界的影响和应用前景时，周鸿祎表示，Sora最让他感到震撼的一点是，产生视频只是它的一个“副产品”——在产生视频的过程中，Sora需要学习很多视频材料，它学到的不仅是如何绘出图案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必须了解到现实世界很多元素间的互动关系。
“有人跟我争论，画图软件也能画出一只狗在雪地上，但问题是，画出静止的狗和雪不需要掌握常识，只要照着图像画就可以。但要想呈现出狗在雪地上撒欢，雪还在掉落，是松软的性质，没有对现实世界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是做不到的。”他解释道。
“这意味着Sora让人离AGI（通用人工智能）又近了一步。”周鸿祎对《环球时报》表示，“GPT实际上解决了机器和人之间相互理解和交互的问题，这是攻克了第一个难关，但它对这个世界的很多规律并不知道：比如我们要让一个机器人去冰箱里拿西红柿再炒鸡蛋，训练起来会很难，因为它需要知道西红柿是摔不破的，而鸡蛋一摔就破，它还要知道要怎么磕鸡蛋，它必须像人类一样见过，才能知道。我认为这可能是OpenAI在研发Sora时无意中做到的。它实际上通过这种训练方法，让机器能够和世界互动。”
他认为，这意味着Sora未来可能应用于机器人和无人驾驶领域，因为它对真实世界的交互有了感知的能力。
在谈及中国AI在2024年的发展前景时，周鸿祎对《环球时报》表示，2024年应该是中国AI的“应用之年”，相信今年在许多企业的垂直领域，大模型将大有可为。“大模型未来应该要产生一场工业革命，大模型必须跟随企业进入百行千业，和很多企业的业务流程和产品功能相结合。”
“比如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能超过GPT4的通用的大模型可能比较难，但GPT4是‘啥都懂，但不专’。如果我们能在某一个业务领域，有独特的业务数据，在一个垂直领域把大模型训练得很好，而且把大模型和企业很多业务工具结合在一起，这样的大模型就不仅有脑子，还有独特的知识，甚至手和脚了。”他表示，中国在一些垂直领域的大模型超过GPT4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有观点认为，中国大模型的开发需要对内容安全和监管投入巨大精力，这是目前中国AI发展的一大挑战。对此，周鸿祎认为，全世界的大模型都面临安全挑战，尤其是如何保证大模型可信、可控、可靠的问题。
“大模型可以成为好人的帮手，也可以成为坏人的帮手。比如过去你得懂编程才能做网络攻击，现在你可以和大模型对话，给它‘小费’，它能帮你很勤奋地干活，甚至同流合污。”他举例称，再比如Sora可以产生任何视频，这些视频大到可以用来干预美国大选、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武器，小到可以用来诈骗，其蕴含的危险性其实很大。当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走在法律前面的时候，全世界都在考虑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有效监管，如何防止它作恶或被利用，这目前也是全世界的难题。
“我不认为监管对人工智能的进步带来妨碍。相反，如果没有任何监管，对各大互联网做出的各种人工智能工具，最后好人不一定能很及时地用上，缅北的诈骗分子可能倒先用上了，据说他们对新技术的渴望和热爱不亚于我们的高科技公司。”他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开玩笑地说道。他表示，合理的监管应当能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正向推动作用，而不能一概认为是束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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